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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编号：A/H34/
刊发时间：年11月4日
从“轴心”到“同盟”
--年10月至年1月德意日关系
王能全
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谈起德意日关系，从辞书、通史著作、第二次大战史专著、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教材，以至于本文将引用的当时政治家、外交家们的回忆录、文件等等，皆无不概之以三个字--“轴心国”，现举几个例子如下：
《辞海》的《世界史·考古学》分册，谈到“轴心国”时如下定义：“轴心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结成侵略同盟的法西斯德意日三国。”“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即德意日反共同盟’。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了争霸世界，发动大战而结成的侵略集团。年10月25日，德意在柏林签订了协定，称‘柏林--罗马轴心’。同年11月25日，德日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年11月6日，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定，三国同盟正式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年9月27日三国又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了公开的军事同盟。”“三国轴心协定：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
苏联科学院编的《世界通史》写道：“美国参战后，接着有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对‘轴心’国家宣战，”“在东方的惨败彻底动摇了法西斯同盟。德国及其同盟之间产生了互相不信任的气氛，摩擦加强了，证明‘轴心’国阵营开始出现危机”。此书并专列了“--年在‘轴心’国控制下的马格里布各国”的条目，并明确地说明：“年未到年初，马格里布各国的国内形势由于盟国在北非的登陆，并把‘轴心’国赶出北非而迅速发生变化”[2]。
英国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写道：“……轴心国的命运将取决于是否能速战速决。”“一旦美国的实力显示出来而俄国也保存下来发展它的实力，轴心国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败局就成为肯定无疑的了。”到意大利投降时，他这样写道：“……这意味着意大利脱离轴心”[3]。
朱贵生等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认为：“日德《防共协定》签订后，‘东京--柏林’轴心形成。”“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退出战争并对德国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的解体和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大胜利”[4]。
苏联安·安·葛罗米柯等主编的《外交史》一书认为：“菲尔格雷会议没有产生丝毫实际效果，它不过说明‘柏林--罗马’轴心已奄奄一息了”。“意大利人民希望，在推翻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以后，他所发动的军事冒险行动即将停止，‘柏林--罗马’轴心将彻底废除，国内将恢复和平”[5]。
作为教材的《世界现代史》明确地认为：“年底，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的旗号下，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年，意大利加入了这个协定，正式形成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意大利的投降，是法西斯三国轴心瓦解的开始”[6]。
总结上面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所谓轴心国是德意日三国建立在反苏反共基础上的一种关系，轴心国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开始瓦解于意大利投降。
然而，所有的有关著述对于轴心国什么时候完全瓦解，都不加说明。正如本文将要论述的一样，本人也承认德意日三国存在过一段“轴心”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是如某些著作所述的开始瓦解于意大利投降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继“轴心”之后，德意日三国又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试图在以上两个问题上加以论述，以求证于史实。
“轴心”的形成和瓦解
（年10月—年9月）
年10月25日，意大利和德国在柏林签订了一个协定，其基本内容是：德国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尼西亚，两国正式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并加强武装干涉，确定两国在不干涉委员会内的共同行动，并在巴尔干半岛划分势力范围[7]。在协定签订后不久，11月1日，墨索里尼在米兰教堂广场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演讲，他申明说：“柏林会晤的成果是两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谅解，……这个谅解……这个柏林－－罗马垂直线并不是一层隔板，或者更正确地说，这是一个轴心”[8]。这样，所谓的“柏林--罗马”轴心就开始出现了。
一个月以后，年11月25日，在柏林由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冯·里宾特洛甫和日本特命全权大使武者小路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协定规定日本帝国政府和德国政府“认为共产国际之目的在采取一切手段以破坏及威胁现存国家；深信忽视共产国际对于各国国内关系的干涉，不但将危及其国内的安宁及社会福利，且将威胁全世界的和平”。因而为了协力防止共产主义的破坏起见，协议如下：“缔约国相约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施，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施。”（第一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期限为五年。”（第三条）[9]此外，根据年东京日本主要战犯审判和年美国出版的缴获的德国文件，人们知道当时在签订这个协议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缔约国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联进攻威胁或进攻威胁时，不采取任何足以减轻苏联负担的措施”，并“立即讨论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在条约有效期内，“双方未经相互同意，不得同苏联缔结违背本条约精神的任何政治协定”[10]。
年12月，日本和意大利在德国的调节下，签订了彼此承认在中国东北和阿比尼西亚占领的协定。年11月6日，意大利正式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到此为止，11月6日的协议书就“标志着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反共轴心的正式形成”[11]。
年12月以后，德意日三国关系并未因有了“轴心”而满足，它们还在谈判，年1月德国政府又向日本和意大利提出了缔结同盟的问题，整个谈判过程一直沿续到年8月23日苏德条约的签订为止，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年1月，日本在接到德国的建议后，统治阶级内部对此反映不一。陆军最积极主张加强合作，意图是：由于日中战争的长期化，战备涉于破产，需要加以充实，同时牵制美、英、苏，使之停止援华，挫败苏联加入日中战争，以谋求事变之解决，即所谓“借助外力的策略解决”[12]。同年7月，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参与谈判。但他认为三国结盟不反对解决日中战争不能起作用，恐怕日本反倒被欧洲战争所利用而受到牵连，他向日本外相宇坦申述意见，要求结束谈判。8月26日，日本内阁召开了五相会议，通过了对“里宾特洛甫”方案的修正案，即将原目标不仅针对苏联，而且广泛针对“第三国”的军事同盟改为在序言中写上“加强对共产主义破坏的防卫……”把防卫对象仅限定于苏联，并将原方案中的自动参战义务改为经过协商决定[13]。但是，对于这个修正案之解释，陆军和外务省有分歧。外务省的解释是以“苏联”一国为对象；而陆军方面则认为主要是针对苏联，但不排斥以“第三国”为对象。为了统一解释，外务省于9月9日制定了修正案，但陆军认为它阉割了8月26日五相会议的精神，拒绝加以审议，从而加强防共协定的谈判在日本决策者内部陷入了僵局，9月30日外相宇坦辞职，10月18日东乡调任驻苏大使，大岛浩晋任为驻德大使。11月1日，德国正式提出了条约草案，11月1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早日缔结德意日三国协定，并决定参考德国方案迅速地制定日本的方案，新任外相有田八郎作了谅解性说明，“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等国一旦加入苏联方面则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14]。并提出了《关于加强日德意防共问题》的提案，外务省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第二次修正案。但大岛对此提出了抗议，五相会议召开了几次，由于外相和陆相的对立，得不出结论，年1月4日，近卫内阁辞职。
1月16日，德国又向日本和意大利提出了三国同盟方案，刚成立的日本平沼内阁外相有田在接到德国的提案后，与陆军当局进行了协商，制定了如下的方案，并在1月19日五相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其内容是：（1）三国同盟是针对苏联的，但根据情况也针对“第三国”；（2）武力援助，在针对苏联的情况下自不待言，在针对“第三国”时，是否进行援助，以及援助到什么程度，则须视情况而定。同时外务省并说明，“在努力减少我国可能蒙受的不利之同时，应对外说明，这仅仅是反共协定的强化，以减少可能来自第三国的恶劣影响”[15]。但大岛极力反对，并向外务省提出只有接受德国的要求，以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为对象，包括武力援助在内，陆相板坦支持他的看法。到了5月，德国外交部条约局局长高斯提出了妥协案，说明这个条约是反共协定的引申，是防御性质的等等；5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对此加以了研究，陆相和首相主张加以接受，而海相和外相反对，双方对立从而使谈判无法开展。
与此同时，意大利对于这个条约的谈判也是动摇不定。已在狱中的齐亚诺于年12月23日的“最后记载”中回忆说：“我是一直反对这一同盟条约的。长期以来，由于我的精心策划，终于使德国的要求不了了之。……我曾使这个盟约悬而不决达一年之久，并曾想再拖久些”[16]。后来，由于墨索里尼的干涉，谈判速度加快。年1月1日，据齐亚诺回忆：“他（指墨索里尼--作者）告诉我，决定接受冯·里宾特洛甫变反共条约为建立同盟的建议，他希望于1月下旬签订。”但在这里是有条件的，“他认为同西方同盟国家发生冲突日益不可避免，因此希望先期在军事上实现结盟”[17]。对于德国人提出的结盟目的，意大利人是极力不赞成的，“领袖同意里宾特洛甫送来的两个文本，只对序言作了某些改动。改动是有益的。有一段提到把防止布尔什维克分裂活动的威胁作为条约目的。其实这种威胁到底何在？即使有此威胁，也并不是针对我们国家的。我们何必管它呢？”[18]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在你来我往地谈判。
就在这中间，危机出现了。年2月，德国人企图为夺取阿尔巴尼亚石油时，意大利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外长齐亚诺召见了德国驻意大使汉斯·格奥尔格·冯·马肯森，向他指出：“我们视阿尔巴尼亚为意大利的另一个省，德国进行干涉会引起意大利舆论的强烈愤慨”[19]。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中旬，当里宾特洛甫同意意大利驻德大使阿托利科谈及德国准备吞并波希尼亚，使斯洛伐克成为附属国，将特鲁尼亚交给匈牙利时，齐亚诺对此事十分不安，“此事给意大利人民的印象肯定极为恶劣。轴心国行使职责只对其趋于压到优势的一方有利。它们完全是自行其是，很少顾及我们”[20]。3月15日德国开始占领波希利亚，危机爆发了。墨索里尼宣布：“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向德国开第一枪，或为法西斯主义者发动的革命所消灭，别无他途。谁也不能容许亚德里亚海出现纳粹的卐字旗”[21]。他命令意大利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弗朗切斯科·雅科莫尼准备地方暴动，命令海军第二艘队在塔兰托待命。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齐亚诺还在火上加油，他对其领袖说，“照目前情况，与其受其同盟约束，是否不如保持充分行动自由，以使将来按照我们的最大利益行事更为可取。……因为这一同盟在意大利恐怕不得人心，加之我还担心德国恐将利用这一同盟在中欧推行其政治扩张政策”[22]。3月20日，马肯森给意大利政府送来德国的答复：“德国对克罗地亚的命运不感兴趣，承认意大利的优先地位。……地中海不是德国海，不可能成为德国海，也不应成为德国海”[23]。21日，里宾特洛甫又给齐亚诺写信，庄严地许诺，“承认意大利在地中海、亚得里亚海以及邻近地区的权利”[24]。危机终于度过了，但这件事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还在加固中“轴心”险些折断了。事后，墨索里尼认为：“为了继续执行轴心政策，必须明确我们各项政策的目标，确立意大利和德国的势力范围和行动范围”[25]。
危机过后，谈判继续进行。对于日本人的行为，意大利人日益不满，“他（指墨索里尼--作者）主张德国和意大利缔结同盟，不要日本参加”[26]。齐亚诺也对日本人不耐烦了，“他们作了许多保留，有意使该条约只具有反俄性质。答复令人极其不满意。不得不怀疑是否可能切实缔结此同盟。……日本人的拖延和拘泥程序使我十分怀疑，迟钝、迂缓的日本人与精明强悍的法西斯党党员和纳粹党党员之间是否有可能切实合作”[27]。4月份，墨索里尼又升格了，“他近来一直认为日本人入盟弊大于利”[28]。5月份，意大利和德国抛开日本人单独行动了。齐亚诺同里宾特洛甫加紧了谈判活动，5月7日双方草签了协定，5月22日双方在柏林正式签约，即《德国和意大利同盟条约》，也就是所谓的“钢铁盟约”。
通过这个条约双方得到了什么呢？条约规定：“如果缔约国双方的共同利益由于任何国际事件而受到损害，它们将立即协商关于为保护彼此利益应采取的措施。如果缔约一方的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受到外来的威胁时，缔约另一方将给予受到威胁一方充分的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以消除这种威胁。”（第三条）“如果与缔约双方意愿相反，发生了双方中一方被卷入同其他一国或数国的战争混乱，则缔约另一方作为一个同盟国立即予协助，并以陆、海、空军队支援。”该条约第五条规定，一旦发生战争时，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停战或讲和[29]。后来，据齐亚诺回忆，条约签订时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在三、四年内，意大利与德国都不得制造扰乱欧洲和平和争端”[30]。从上面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条约的第二条不过是一般性的政治和外交术语，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条约的关键在于第三条，在这里才真正地规定了双方的义务，齐亚诺写道：“实际上，我感到，就德国人而言，与我们结盟只是意味着迫使敌方以若干个师对付我们，从而缓和德国战线的局势”[31]。法国当代著名外交家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对此评论到：“显而易见，这个同盟条约使意大利政策从此变成了德国政策的附庸”[32]。
对于这个结论，我们是否赞同，这里暂时不论，但是这个条约有几点我们必须注意：一是这次谈判的目的在于加固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是在这其中“柏林--罗马轴心”险些折断了，因而这个条约无疑是对“轴心”的“裂痕”用“钢铁”进行加固。至于这种加固是否牢靠，下面将有专论，这里不谈，但先引用威廉·夏伊勒的一句话：“后来事实证明，墨索里尼打头就没有遵守前一条，而到结局时候也没有遵守后一条”[33]。二是从内容来看，这是一个包括政治和军事性质的条约，但其目标，即条约中的“一国或数国”指谁则没有明确说明，这样这个“钢铁盟约”比起“反共产国际协定”反而倒退了一步，它更是建立在模糊基础之上的，它证明了两国关系已从原来反苏反共的“轴心”开始了一种微妙的转向。
“钢铁盟约”签订后，日本人还在争吵，东京这节轴心还没有被摇动，但柏林这节轴心还在飞快地转动，德国人又在向前迈步了。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并同时生效。条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与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该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参加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第五条规定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彼此间的争端[34]。这个条约对苏德关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应如何评价，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在此不谈。但它在德意日三国间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首先，从德国来说，这个条约是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有效期内签订的，它的内容和“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其秘密协定完全冲突，德国一下了由反苏反共的急先锋变成了苏联的盟友，“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今天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里宾特洛甫语--作者）”[35]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共的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36]。柏林这节“轴心”开始反转了。其次，从意大利来说反应如何，下面还有专论，这里不谈。再次，东京这节“轴心”这一下了可真跟不上柏林的运转速度了，“东京--柏林轴心”脱节了。在知道苏德条约签订之后，日本外相有田向德国驻日大使奥托发出了通牒：“1，通知德国政府，日本政府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理解是，这项条约彻底取消了当前关于三国条约的谈判。2，日本政府声明，德国同俄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对日德与‘反共产国际协定’有关的秘密协定的严重破坏。为此，日本政府向德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7]。奥托电告柏林：“日本报刊和社会舆论对互不侵犯条约的文件表示震惊”[38]。8月28日，平沼内阁留下了所谓“欧洲的天地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39]这种殊不可解的词句而辞职。对于此事，日本外交家信夫清三郎评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防共条约是根本矛盾的，这意味着原先为牵制苏联而加强防共协定的目的已经彻底告吹”[40]。
这里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从年1月开始到年8月底为止，德意日三国为了牢固“轴心”，而对“轴心”进行了加固工作，为此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在欧洲，就正在谈判期间，“轴心”出现了裂痕，险些折断了，后来赶忙通过“钢铁盟约”对“轴心”进行了修补。在东方，就更惨了，由于苏德条约的签订，“东京--柏林轴心”脱节了。到年9月，轴心只剩下了两节，即“柏林--罗马轴心”，不过这两节轴心在苏德条约的前提下又是反对谁呢？显然它们已不是在反苏反共的基础上了，而是开始了反转，开始转向了。因而我们可以说，反共反苏的轴心到此实际上已完全瓦解了。这里，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的，“这个公约却确实在世界上容易受骗的人们中间起了某种宣传作用，而且它使三个穷光蛋国家第一次联合在一起”[41]。里宾特洛甫不失时机地开了一个玩笑：“斯大林先生肯定没有像伦敦城和英国的店主们那样被反共公约所吓倒。德国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可以看一个笑话来说明，那是一向以机智幽默出名的柏林人编造出来的，他们说：斯大林自己早晚都会参加反共公约的”[42]。
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轴心”，建筑在如此基础上的“轴心”瓦解是不难理解的。历史的事实也证明如此，接着而来的则是“轴心”的葬礼了。
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了。二战拉开了序幕。直到此时，如果我们还认为有“轴心”的话，那么“轴心”的动向如何呢?
对于欧洲战争，日本的态度十分明朗。战争一爆发，继平沼内阁而上台的阿部内阁就发表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43]。9月13日，内阁发表了基本政纲，声明：“对外坚持自主立场，以应付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44]。日本人的这种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一是双方没有条约限制，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及秘密协定是反共反苏的，与波兰及英法美无缘；二是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即使在此基础之上的“轴心”到此也瓦解了，双方更未为对方承担什么义务，无怪乎日本人要采取“自主”的立场。
经过了修补的“柏林--罗马轴心”此时又是怎么样运转的呢？大约在4月份，意大利就知道德国将进攻波兰，墨索里尼对此极为矛盾。7月底，墨索里尼就通过阿托利科向希特勒提出了关于他们讨论行动的“若干基本原则”。8月10日，他要求齐亚诺告诉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全面战争对谁都是一场大祸”[45]。8月11-13日，齐亚诺同德国人进行了会谈，回国后他极力挑起墨索里尼的反德情绪，“领袖反应变化不定，他起初同意本人的看法，隔了一会儿又说，与德国步调一致是迫于信义；最后他表示要索取他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战利品”[46]。8月18日，“他还是老样了，情绪变化不定。他依然认为，民主国家也许不会出兵，德国有可能做成一桩便宜的好买卖。他并不想置身事外。然而，他也害怕希特勒会发火。他相信，废除条约这类的做法会使希特勒搁下波兰问题同意大利算账。他为此烦躁不安”[47]。
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这对于意大利又是一个冲击。“他们的德国盟友不让他们知道德国和莫斯科的秘密交易，又一次表现了对他们的轻视”[48]。意大利驻柏林代办马西莫·马吉斯特拉蒂告诉德国人既然德国没有遵守盟约中规定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必须保持一致和进行紧密联系和磋商的条款，而且它又把同波兰之间的冲突看作是德国一国的问题，这样德国就自己放弃了意大利方面的武装援助。因此，如果事情发展同德国的看法相反，德国同波兰的冲突竟然发展成为一次大战，意大利就会认为同盟的“前提条件”已不存在[49]。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马肯森也从罗马发回警告：意大利的态度是德国如进攻波兰，就破坏了《钢铁盟约》[50]。8月25日，也就是在“白色方案”正在执行，德军正向波兰边境挺进，有的已发生战斗时，墨索里尼写信给希特勒：“至于在一旦发生军事行动时意大利的实际态度，我的观点如下：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是局部化的，那么意大利就会根据德国的要求提供一切的政治援助和经济援助。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展开反攻，那么我事先通知您鉴于目前意大利的战争准备状况，我觉得最好在军事方面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51]。也就在同一天，英波互助条约签字。“这封信就像一颗炸弹一样打击了元首”[52]，希特勒愤慨地说：“意大利人又耍玩年的那一手了”[53]。当天晚上，总理府到处是责骂这个“背信弃义的轴心伙伴”，“受到了极大震动”的元首被逼到了墙角，他不得不做出决定：“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已经开始的‘白色方案’将于20点30分（下午8时30分）停止”[54]。
遭到了这次打击的希特勒并未放弃进攻波兰的计划，在清醒了一点之后，于25日晚又写信给墨索里尼，同他谈条件了，问他，为了保证意大利能够“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欧洲冲突”，“您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和原料，并要在什么时限内提供”[55]。26日，墨索里尼拟定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七百万吨石油、六百万吨煤、二百万吨钢、一百万吨木材、六百万吨辉钼矿、四百万吨钛和二十吨锆，此外还要一百五十门高射炮[56]，最后还加上了一句“没有这些物资，意大利根本无法参战”[57]。看到了这个清单后，希特勒泄气了，“意大利提出的某些要求……难以办到，……这些物资必须在战争爆发之前运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58]。希特勒声明说，“这些条件使我明白了领袖真的要放弃军事行动了”[59]。26日深夜，希特勒又给墨索里尼去信，他无可奈何地说：“我已收到您最后表示态度的来信，我尊重促使您做出个决定的理由和动机。……”在这里，他向意大利提出了要求：“但我认为，先决条件是意大利不应使外人知道它所打算采取的态度，至少在战争开始以前应当如此。因此，我诚恳地请求您用您的报纸和其他手段在心理上支持我们的斗争。我还要请求您，领袖，如有可能的话，就在军事上采取示威措施，至少要牵制住一部分英法军队；即使不能如此，无论如何也要使他们狐疑不定”[60]。通过“钢铁”加固的“轴心”作用原来如此。8月28日，齐亚诺写道：“领袖现在十分镇静，……他嘴上不想说出‘中立’的字眼，但心里肯定想到了中立。他甚至开始希望，这场战争将在别的国家长期艰苦地打下去，造成牺牲，因为他看到我们可以从中渔利”[61]。9月1日，就在德军入侵波兰之际，墨索里尼“决定不介入。……他亲自给阿托利打电话，催促他请求希特勒给他发来一封电报，解除他对联盟所承担的义务”[62]。希特勒至此毫无办法了，“领袖，您近来在外交和政治上对德国及其正义事业的支持，谨致最高真诚的谢意。我确信，我们能够凭德国的军事力量完成当前强加于我们的这一任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需意大利的军事支持”[63]。这样，“现在希特勒也只好让墨索里尼临阵脱逃了”[64]。
上面我们曾谈到“钢铁盟约”中的“一国或数国”不明确指谁，如果在这里我们将它理解为西方民主国家的话，但在此时墨索里尼这个和德国签订了“钢铁盟约”的盟帮却脱身而出了[65]，这不是应了威廉·夏伊勒的话了吗？经过苦心修补即使是变了样的“轴心”此时也脱节了。因而，年9月1日，德波边界的枪炮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同时也正是这阵枪炮声，宣告了从年以来所苦心经营的“轴心”至此也完全瓦解了。
这里还得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年6月10日意大利这节脱节了的“轴心”又同柏林这节“轴心”一同运转、而向英法宣战呢？是出于盟约的义务、是出于信义吗？不是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此时此刻的意大利之所以参战，是因为看准了“时间”，抓住了“时机”。欧洲战争爆发后，希特勒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伙伴，一直在动员他参战。3月11日和12日，墨索里尼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两天会谈，他对客人说，问题不在于意大利是否与德国一起作战，而在于什么时候一起作战，时间的配合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66]。3月18日，墨索里尼又同希特勒进行了会谈，在希特勒许诺“只要把法国收拾掉，意大利就将称霸地中海”后[67]，墨索里尼露骨了：“领袖回答说，一旦德国胜利地向前推进，他将立即参战，……当盟国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就可以使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不过，“领袖说，如果德国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68]。就在德军横扫西欧，迫使英法联军大溃退时，“打一拳”的机会来了，墨索里尼开始实现他的“诺言”了。6月10日，意大利向英法宣战。但是意大利32个师在阿尔斯山和南方海岸一带，进行了一周的“战斗”，居然没有使力量单薄的法军6个师后退一步。“这些战斗简直算不了什么”[69]，但是它打出了另外一个结果，从此以后意大利就被束缚在希特勒的战车上而休想逃脱了。
通过以上几个时期的分析，我们可以小结如下：年10月至年11月，通过了一系列的条约、协定，德意日三国确实建立了在反共反苏基础上的“轴心”关系。但是到年8月底，由于苏德条约的签订，“轴心”关系实际上已瓦解了。而到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又彻底地埋葬了“轴心”。因而到年9月以后，德意日三国关系我们不能称之为“轴心”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离二战结束还有5年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们又如何称德意日三国关系呢？还是让我们再写下去吧！
非“轴心”而同盟
（年9月—年1月）
欧洲战争爆发后，三国各自为阵，但到了年8、9月间，串线工作又开始了，一场闹剧又重新上演了。
年9月初，由日本发动，德日之间又开始了谈判，9月中旬里宾特洛甫又去罗马串连，从而又一轮三国谈判开始了。日本的意图是“适应世界形势之骤变，迅速建设东西新秩序”[70]。早在7月份，日本外务省就制订了方针，“在不参战范围内，实行最大限度的合作”，尽量不刺激英、法、美等国，保留与这些国家协调的途径，同时牵制苏联，以利于解决日中战争[71]。而德国统帅部的意图是，关于对英战争，德国不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德国所要求的是，日本利用一切办法来牵制美国，扮演阻挡美国参战的角色，交换条件是德国承认日本是东亚的政治领导者，而且德国在缔结三国同盟以后，准备充当日苏亲善的“公正中间人”[72]。而从《日记》来看，意大利人对此兴趣不大。从9月7日谈判开始，三方经过了一阵子的敲敲打打之后，于9月27日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条约签订后，在三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9月27日，齐亚诺写道：“条约签字，情况和签订‘钢铁条约’时差不多，不过气氛冷淡。……日本远在天边，它的支援令人怀疑”[73]。而里宾特洛甫则“高兴不已”，他“洋洋得意，其主要原因是与日本人签了条约，他认为条约从根本上说是重要的，而且是他个人的成就”[74]。日本在野的币原喜重郎批评说：“图谋依靠德意来增加我国的利益”是“抛弃了自主自立主义”，“它与依靠美英论一样，其前提过于独断专行，未免是轻举妄动”[75]。而松冈外相则信誓旦旦地说：“一旦签订此同盟，则今后我国外交应以此同盟为轴心之运用，将恰如往年之日英同盟”[76]。
如此反应不一的条约，究竟有什么样的内容呢？在条约的序言中，三国政府认为“世界一切国家各据应有的空间是任何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决定在致力于大东亚以及欧洲各区域方面互相援助和合作，其首要目的为在各该区域建立并维持事物的新秩序”，为此，“日本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第一条]；“德意志和意大利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第二条]；三国承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援助”[第三条]。三国政府声明：“上述各条款毫不影响三缔约国各与苏俄间现存的政治地位”[第五][77]。从以上条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是这个条约是一个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政治性条约，出发点是承认彼此的所谓“新秩序”和“空间”的领导权，但它也是一个军事性条约，不过这方面的内容还较为模糊。二是这个条约的针对目标问题，即条约中的“一国”是指哪个国家？还在该条约签订前，9月25日，里宾特洛甫告诉莫洛托夫，“这个条约不是针对俄国的”，“这个同盟是完全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它的唯一目的是使竭力要求参战的美国那些分子恢复理智，办法是确实地向他们表明，如果他们参加目前的斗争，他们自然就得把这三个大国作为敌人来对付”[78]。10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政府说，日德意协定不是针对苏联的，关于这一点在条约的正文中曾特别附带说明[79]。10月12日，罗斯福在哥伦布纪念日对西半球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任何欧洲和亚洲独裁国家的联盟，都不能阻挡我们在保卫我们自身和保卫民主的道路上前进。任何欧洲和亚洲独裁国家的联盟，都不能阻挡我们去帮助那些正在战斗、拼死抵抗独裁国家的几乎是最后的一些自由民族”[80]。这样，根据条约的内容，再参照日德两国的声明，结合当时的实际，我们认为这个条约的目标是针对美国的。因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三国同盟的目标已不再是反苏反共的，对此“轴心”，它的目标开始转向了。三是这个条约使用了“同盟”二字，即“三国同盟”，它已不是“钢铁盟约”时的两国，而是三个国家了。这样，通过年9月27日的条约，至少产生了两个影响，首先是德意日三国第二次联合起来，而结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即“三国同盟”，同盟开始出现；其次这个同盟的目标开始了转向，不过在此时还是较为模糊的，因为条约文本中并未明确地注明。
上面的分析也许有点武断。从苏德条约和里宾特洛甫的声明，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但在这一时间以前，德国的对外目标并非是针对苏联的。但是人们也许会问，虽然“轴心”早已瓦解，不过反共产国际协定还有效，作为两个签约国意大利和日本对苏联政策究竟怎样呢？能从这方面来证明三国同盟的目标转向了吗？让我们来试试看。
意大利的对外政策较为明白。自从年6月10日那一拳以后，它就被束缚在希特勒的战车上了，正如让-巴帝斯特·迪罗塞尔在前面所说的。墨索里尼对此似乎痛心疾首，但也无可奈何。年6月10日，他在议院中发表了参战一周年的纪念演说，“德国人实际上拿走了一切，给我们只留下了一小堆骨头。……他们是脏狗。……就我个人而言，对希特勒和他的所作所为已领教够了。……目前没有别的办法。跟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今天我在议院里哄骗一下德国人，但是我内心充满痛苦的”[81]。因此，对于意大利的对外政策我们就不多讨论了。
年3月，日本外相松冈踏上了访欧的旅途，他首途莫斯科，后又访问了罗马和柏林。在格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明确地告诉他，苏德战争不可避免[82]。在回国途中，4月13日松冈在莫斯科同莫洛托夫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两国政府“基于加强两国间和平和友好关系的愿望，决定签订一个中立条约”，“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和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第一条]。“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中将保持中立”[第二条]。条约有效期五年[第三条][83]。从条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它与反共产国际协定及秘密协定是根本对立的，在这点上它恐怕是步“苏德条约”之后尘，“希特勒对于条约的签订大为不满”[84]。日本国内对于这个条约也发生了争执，顾问官南弘在枢密院审查这个条约时就曾质问：“按照日德意同盟条件，德苏发生军事行动时，日本必须支持德国。而按照这个（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在苏德交战时则应保持中立，这里没有矛盾吗？”[85]对于这种质问，对外松冈自有一番解释：“在法理上是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由日德进行协商，但日本将以自主的立场做出决定”[86]。币原喜重郎对此评论到：“搞外交并非耍杂技”[87]。不管日本是在耍杂技还是在玩魔术，但是这个条约决定了从年4月至年8月这段时间内日本对苏政策—中立。事实上也是如此，事过两个月以后，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对于此事态度明朗。6月25日-7月1日，日本内阁举行了六次会议，7月2日决定：“虽然我们对于德苏战争的态度取决于罗马-柏林-东京轴心的精神，我们在一定时期内不干预这一战争”[88]。松冈在同日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日本打算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89]。近卫首相认为，希特勒德国的领导人忽视了日本的利益，他建议，或是修改公约，或是完全退出三国公约[90]。副外相西氏也对德国大使奥托说，日本的行动“与三国协定的精神和宗旨完全符合，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充分了解这一点”[91]。10月10日，奥托无可奈何地电告柏林：“在来年春天以前，不可能指望日本战斗力仍然强大的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92]。这次无疑是对希特勒又一闷棍，“希特勒决不会特别喜欢日本人，因为他们尽管对德意两国承担着一般义务，但是自从俄德战争以来，日本人一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德国对它的盟友在原地踌躇不定一定是心怀不满，因为如果当时日本对俄国采取牵制性进攻，哪怕规模有限，也未必说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93]。
这样，日本无论是在条约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它的外交政策也不是针对苏联的。日苏这种奇怪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年8月由苏联对日宣战才结束。
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肯定上面的结论了，那么这个同盟的目标究竟转向何处呢？
年11月25日，就在德军和意军在莫斯科城下血战的时候，在柏林，一场杂技又耍开了。德意日三国及其附从国在这天签订了《延长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各国政府“承认它们为防止共产国际活动而订立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业经证明是最好的方式，并深信它们各国的共同利益要求进一步的紧密合作，以对付共同敌人”，兹决定延长上述协议五年[94]。这个协定看起来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复活，但可笑的是这个协定内容空泛，还是日本方面对这个议定书有极好的说明，因为日本需要德国这么一个作战盟友[95]。这一事件不过是一出大戏中的一小段可有可无的道白吧了。
年12月7日，日本人动手了，不过是在太平洋上，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尽管“日本自己也有烤着的栗子取不出来，它坚决不肯为希特勒从俄国的火中取栗”[96]。但希特勒对此似乎不介意，他这会可要为日本火中取栗了，12月11日希特勒对美宣战，意大利也没有被拉下。同日，本国又在柏林签订了《联合作战协定》，三国政府“具有毫不动摇的决定，在共同对英国和美国作战胜利结束以前决不放下武器”，兹决定三国“应共同地并以在它们支配下的一切手段，对美国和英国强加于它们的战争，进行到获得胜利为止”[第一条]。三国保证“除经彼此完全同意外，不与美国或英国订立停战协定或和约”[第二条]。三国“在获得胜利以后，将继续紧密合作，以期遵循年9月27日它们所订立三国同盟条约的路线，建立一个新的和公正的秩序”[第三条]。“协定自签字时生效，并在年9月27日三国同盟条约有效期内继续有效”[第四条][97]。
这个条约，如其内容所述，是对年9月27日三国同盟条约的补充，或确切地说是对三国同盟条约中模糊的军事条款的补充，但它只表示了三方具有毫不动摇的决心，具体方法和手段则没有说明，因而这个所谓联合作战协定在这方面也是极模糊的，不过这个条约开宗明义地针对英美，因而它揭开了三国同盟条约上的模糊面纱，点明了三国同盟的外交和军事目标，因而这个条约无疑又是在三国同盟条约的基础上向前迈了一大步。
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在华盛顿签字发表，它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各签约国政府“保证对各与该政府作战的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者使用全部资源，不论军事的或经济的”[98]。（在这里有一个插曲，据（美）舍伍德的《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的白宫实录》所载，在12月25日美国战时内阁所起草的《宣言》中提及德意日三国关系时使用的是“轴心国”，但到了年1月1日所签署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则使用的是“三国盟约成员国及其附从国”，这一改动也许并非是信手胡来吧！）[99]也就在此后不久，1月18日，在柏林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其序言指出：根据年9月27日签订的三国公约和年12月11日的联合作战协定，本协定应保证三国旨在迅速消灭敌方军事力量方面进行有效合作，协定规定作战地区包括东经70度以东到美洲西海岸的水域及美洲大陆、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属东印度和在这一水域的许多别的岛屿。德意两国的作战范围包括东经70度以西到美洲东海岸的水域以及在这一带的岛屿，同时包括整个非洲大陆、近东、中东和东经70度以西的欧洲地区，即在乌拉尔山脉以西的全部区域。在缔结专门协定前，在印度洋可超越战区界限作战。日本在南海和太平洋作战的任务，是摧毁英、美、荷三国在“大东亚”地区的最重要基地，并占领它们的殖民地，日本负责消灭在太平洋及印度洋的美英法海陆空军。如果美英舰队集中在大西洋，则日本除在整个太平洋、印度洋加强对敌舰的袭击外，应派遣部分海军到大西洋方面去直接协助德意海军作战。德意负责消灭英美在近东、中东、地中海及大西洋的主要基地，消灭它们在这些地区的陆、海、空军和商船队。如果英美在太平洋地区集结主力，德意同意派遣部分海军兵力到太平洋协助日本海军作战。协定规定在进行经济战，交换军事、经济和技术情报方面实行广泛的合作，还规定开辟印度洋上的航空线以及海上的运输线[]。
这个协定，从其内容来看，是对年9月27日和年12月11日两个条约的补充，是对两个条约军事条款的补充，它规定了三国各自作战的范围，明确了三国各自的任务并规定了三国互相支援的条件和方式，因而它补充了联合作战协定中所谓“毫不动摇的决心”之类的政治和外交性术语的模糊说法。这样，通过了年9月27日的《三国同盟条约》、年12月1日的《联合作战协定》和年1月18日的《军事协定》，三国相互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承担了一系列的义务，到此三国第二次结成了联合，三国同盟至此完全形成，其目标是针对英美的。
通过以上两个时期的阐述和分析，我认为，年10月-年1月，德意日三国关系应分为两个阶段，即：年10月-年9月，在这段时间里，三国确实建立了“轴心”关系，但是到年9月1日，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这个“轴心”解体了。从年9月开始，到年1月18日，三国又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如上面所述是“三国同盟”。因而从此时开始，三国关系我们就不能再以“轴心”而概括之，应称之为“同盟”了。也只有到了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真正地分为两个集团—“联合国家”和“三国同盟”而展开。但是，这还是一个十分可乐的战争，苏联一方面是《联合国家宣言》的签字国，保证对“三国同盟成员国及其附从国”作战，另一方面又与日本维持中立，《苏日中立条约》还继续有效，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奇奇怪怪地打下去了。
并非多余的话—--几点分析
通过具体分析，本文得出以上几点结论。在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年10月-年1月，德意日三国关系为什么会大幅度地摇摆，以至于苦心经营的“轴心”随着德军进军的枪声而被葬送呢？为什么在此之后又出现了一个与“轴心”面目全非的“同盟”呢？以下本文试图做出几点分析，以求能从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
列宁指出：“德国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寻找同盟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本世纪30年代，德意日三国都正好具备了以上的条件，它们具备了结盟的基础。
以日本而论，从历史上来说，由于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本身力量不强，从它登上世界帝国主义舞台前夕，为了在亚洲争霸和推行扩张政策，就一直采取寻找同盟，寻找靠山的办法。中日战争以后，日本为了同俄争夺中国和朝鲜，于年1月同英国签订了日英同盟条约，在英国的帮助下打败了沙俄。因而，面对着新的世界大战迫近的形势，日本法西斯为了在未来的大战中实现自己的争霸计划，迫切需要寻找到新的同盟。年日本侵略中国，随着英美对立，年6月日本退出国联，年1月为同英美侵夺海军优势，又单方面地退出了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它在国际上的地位空前孤立，因而为了摆脱这种地位，它也迫切需要寻找同盟者。-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本来经济基础就十分薄弱的日本冲击极大，年日本的经济危机就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年日本的外贸出口比年几乎减少了一半，国际收支出现了巨额亏空，黄金大量外流，突破了4亿大关，失业人数达到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同时日本共产党带领日本人民先后组成了反战同盟和反帝大同盟，掀起了反战反帝运动的高潮，在日本帝国主义先后霸占下的中国台湾省人民和朝鲜人民，也纷纷奋起反抗。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另一方面在国内掀起了反共反苏运动，在国际上更加需要寻找同盟者。
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到年在英美等国的扶持下，经济势力已达到和超过了战前水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世界经济大国。为了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辱，为了夺回被剥夺的殖民地，德国资产阶级蠢蠢欲动。年希特勒纳粹党上台后，法西斯主义者正好利用了德国人这一心理，重整军备，准备大战。同时，希特勒又利用西方英美法等国希望它充当反苏急先锋这一点，打起了反苏反共的旗号，以一个反共反苏的十字军骑士自居，在欧洲拉住了一个意大利之后，又利用日本内外条件，拉住了日本，正是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三国结成了反共反苏的法西斯轴心。
条件是具备了，轴心也形成了，但是可悲的在这里还有一个基础问题，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三国结为轴心的过程，就不难明白这个轴心为什么会瓦解了。
年在共同干涉西班牙内战中，德意两个法西斯接近起来。在对待西班牙内战问题上，从开始希特勒就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希特勒的目的之一就是延长西班牙内战，使西方国家同意大利保持不和，把墨索里尼拉到他这边来，德国驻罗马大使乌里希·冯·哈塞尔写到：“在意大利跟法国和英国关系上，西班牙冲突所起的作用可以跟阿比西尼亚冲突相比，即清楚地暴露了这些国家的对立的实际利益，从而防止意大利为西方国家所拉拢并为它们所利用。争夺西班牙的政治统治势力这一斗争，暴露出意大利和法国的固有对立；同是意大利在地中海西部的强国地位又跟英国的地位发生了竞争。意大利只有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同德国并肩对付西方国家是得策的”[]。10月24日，就在“轴心”协定签订的头一天，希特勒对齐亚诺将他的岳父和领袖大加恭维，称墨索里尼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政治家，谁都远远比不上他”。他还认为，意大利和德国在一起，不仅可以征服“布尔什维主义”，而且还可以征服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对于联合起来的意大利和德国，英国终将不得不迁就，否则这两个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就可以很容易地解决它[]。而意大利则是一个有名的贫穷的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成了一个被打败的战胜国，它的经济、军事势力都很弱。但是，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却野心勃勃，极力向地中海扩张，在非洲伸手，妄想把地中海变成为意大利湖，以恢复罗马帝国的光荣，墨索里尼自封为“新凯撒”，扬言要建立“新罗马帝国”。这样，在德国的又打又拉下，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轴心关系。齐亚诺后来回忆道：“元首曾对我和领袖说过，德国人对地中海不感兴趣。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我们制订了轴心政策。如果不坚持这项政策，轴心则将解体”[]。从上面的过程和条件我们不难看出，如此轴心是缺乏基础的，它基本上决定了后来德国和意大利关系的发展，决定了这个轴心的解体，也决定了意大利的历史悲剧。无怪乎威廉·夏伊勒写道：“‘轴心’一词成为一个有名的字眼，而对这位意大利领袖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字眼”[]。
“柏林-东京”轴心比起“柏林-罗马”轴心的形成就更有一段艰难的历史了。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有历史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军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则具体地表现在军部法西斯力量在统治阶级上层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两次政变后，军部法西斯力量则更加强大了，突出表现在从此要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策大纲以及外交方针上。在军部内部又有陆军和海军两个集团之分，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石原莞尔为中心拟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主张“首先须注全力迫使苏联屈服”的“以苏为主敌论”，但是在“消除北方威胁之后，再以实力积极推动我国对南洋及中国之国策”，即“先北后南论”。而海军在其《国策要纲》中则主张“确保帝国在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即所谓“北守南进论”。从而陆海军主张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种对立决定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正案，提出“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并防备中国和英国”的方针。年8月7日，广田内阁五相会议根据这个新的国防方针，决定了《国策基准》，这个文件是以对外政策为中心来确定今后的“根本国策”的，它把“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之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日本的根本国策，从而承认了南进论为正式国策。在同时决定的《帝国外交方针》中又把“粉碎苏联侵犯东南亚的企图，特别是要清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发展”作为目前“外交政策的重点”[]。这里又无疑地承认了陆军的北进论为日本国策。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外政策是极端矛盾的，它所决定的外交方针是一个“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这种矛盾也反映在同德国的谈判中，6月24日，日本外务省在向内阁的呈报报告中声明：“德日联盟不应激怒苏联，联盟所作的努力不应导致对苏作战”[]。11月26日协定签字，但是在最后文本上采用了日本的修改意见：双方义务仅限于就共产国际活动情况互通情报和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也就在这个协定签订的同时，日本外务省发表了一个声明：此协定的缔结并不意味着形成一个“特殊的国际集团”[]。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一方面在寻找同盟，一方面又在尽量使自己少承担义务，协定内容空洞。日本的这种状况，一直决定了日本在“轴心”内部的对德意、对西方和对苏政策。
上面的两点，明确地说明了“轴心”是建筑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它决定了“轴心”的命运，而轴心的主角德国则更是在不断地花样翻新。
在当时，希特勒的反苏反共仅仅是一个幌子，他一方面说：“德国必须在东方扩张—主要牺牲俄国”[]，另一方面德国还“必须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在数年之内，首先对付西方，然后对外东方”[]。希特勒用反共反苏的叫嚣来麻痹英美法，以便乘西方缺乏准备时，打它个措手不及，因为瓜分德国殖民地的主要是英法，只有打败英法，德国才能抢回自己的殖民地；它只有占领西欧，依靠西欧的经济实力、资源和有利的地理位置，才能为将来称霸世界打下基础。它要向海外扩张，首先必须占领西欧，它要向东侵犯农业地区，首先要占领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因而在当时，希特勒的反共反苏不过是一个“声东击西”的技法，这样在西方被蒙骗以后，他就脱下了这副面具，露出了真面目。在对付西方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他又开始安抚东方，从而就产生了苏德条约，一个星期以后，欧洲战争爆发了。正是如此，希特勒在达到了目的以后，他又将“轴心”快速地反转，将本来就不牢固还在加固之中的轴心全部给摇脱节了，希特勒自己将苦心建立起来的轴心毫不可惜地葬送了。
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越来越明朗化。在“海狮计划”的执行之中，年9月2日，美英达成了“以驱逐舰交换海空军基地”的协定，这一协定肯定构成了非中立行为，使美国变成了非交战一方，12月29日罗斯福发表了“炉边谈话”，“如果大不列颠一旦崩溃，我们整个美洲的人将生活枪口之下，……我们必须竭尽全力生产武器和舰只，……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年6月12日，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租借法案”，规定把国防物资出售转让和租借给“总统认为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国家，并且一次就拨款70亿美元给英国等国家；3月27日，英美又达成了《ABC-I参谋协定》，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从而美英结成了同盟，美国已成为一个没有宣战的交战国了。如此等等行为，使得柏林必然对此做出反应，希特勒明确地认为：“美国是否参战无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现在正在用它能够动员的一切力量支援我们的敌人”[]。从而美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摆在德国的面前，随着美国的逐渐介入，德国的反美调子也越唱越高了。
而在东方，日本人历史上来说就不太过问欧洲事务，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才是它的争夺目标，“大东亚共荣圈”并未固定到西伯利亚，这一次决定了日本在欧洲战争和苏德战争时的两次中立政策。但是，它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严重地损害了英美的利益，特别是日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必须消灭美国的力量，而美国为了保持自己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的势力，必然会对日本采取反措施，对日本态度也逐渐升级，如年美国正式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失效，从年至年的一年中，美国又先后对日本采取了“道义上的禁运”、“出口许可”、“经济禁运”等措施，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施加压力，日美矛盾不断激化，战争不可避免。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德两国在对美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立场，而意大利自从年6月10日的那一拳以后就一直随德国走了。这样，在新的基础上三国又一次地结成了同盟，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三国政策明朗化，同盟正式形成了。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结束全文了。到此，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本文在开篇中引用的一系列著述中对“轴心国”的论述，本文不能也可能全部地否决这些著作关于“轴心国”的论述是完全错误的，但它们缺乏对矛盾的分析，缺乏对国际关系变化的分析，缺乏对由于这种变化而引起三国关系变化的分析，它们只看到了一种表面的、一时的现象并以此为满足。更有甚者，《辞海》中那种混乱的说法，本文就不想费言评述了。国际关系是复杂的，而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战争年代里更是瞬间即变，一时的结论，不加分析的方法是不能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
[1]《辞海·世界史·考古学》，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和第页。
[2]《世界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0卷，第页、第页、第页。
[3]（英）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上册，第32页；下册，第页、第页。
[4]朱贵生等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年版，第56页、第页。
[5]（苏）安·安·葛罗米柯等编：《外交史》，三联书店年版，第4卷，第页、第页。以下简称（苏）《外交史》。
[6]《世界现代史》，山东人民出版社年版，上册，第页、第页。
[7]《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页。
[8]（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第页。以下简称（法）《外交史》。
[9]《国际条约集》（-），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
[10]同上书，第页脚注。
[11]同上书，第页附注。
[12]（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13]同上书，第页。
[14]同上书，第页。
[15]同上书，第页。
[16]（意）加莱阿佐·齐亚诺：《齐亚诺日记（-）》，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以下简称《日记》。
[17]同上书，第49页。
[18]同上书，第54页。
[19]同上书，第72页。
[20]同上书，第89页。
[21]同上书，第92页。
[22]同上书，第91页。
[23]同上书，第95页。
[24]同上书，第96页。
[25]同上书，第97页。
[26]同上书，第70页。
[27]同上书，第85页。
[28]同上书，第页。
[29]《国际条约集》，第页。
[30]《日记》，第页。
[31]同上书，第页。
[32]（法）《外交史》，第页。
[33]（美国）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以下简称《兴亡》。
[34]《国际条约集》，第-页。
[35]《兴亡》，第页。
[36]《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选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74页。
[37]（苏）《外交史》，第3卷，第7页。
[38]同上书，第7页。
[39]《日本外交史》，第页。
[40]同上书，第页。
[41]《兴亡》，第页。
[42]同上书，第页。
[43]《日本外交史》，第页。
[44]同上书，第页。
[45]《日记》，第页。
[46]同上书，第页。
[47]同上书，第-页。
[48]《兴亡》，第页。
[49]同上书，第-页。
[50]同上书，第页。
[51]同上书，第-页。
[52]同上书，第页。
[53]同上书，第页。
[54]同上书，第页。
[55]同上书，第页。
[56]《日记》，第-页。
[57]同上书，第-页。
[58]《兴亡》，第页。
[59]（法）《外交史》，第页。
[60]《兴亡》，第-页。
[61]《日记》，第-页。
[62]同上书，第页。
[63]《兴亡》，第页。
[64]同上书，第页。
[65]同上书，第页。
[66]同上书，第页。
[67]同上书，第页。
[68]同上书，第页。
[69]同上书，第2页。
[70]《日本外交史》，第页。
[71]同上书，第页，第页。
[72]同上书，第页。
[73]《日记》，第页。
[74]同上书，第-页。
[75]《日本外交史》，第页。
[76]同上书，第页。
[77]《国际条约集》，第-页。
[78]《兴亡》，第1页。
[79]（苏）列·库达可夫：《现代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
[8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页。
[81]《日记》，第页。
[82]（苏）《外交史》第4卷，第页；《现代国际关系史》第页。
[83]《国际条约集》，第-页。
[84]（法）《外交史》，第页。
[85]《日本外交史》，第页。
[86]同上书，第页。
[87]同上书，第页。
[88]《现代国际关系史》，第页。
[89]同上书，第页。
[90]（苏）《外交史》第4卷，第页。
[91]《现代国际关系史》，第页。
[92]同上书，第页。
[93]（英）哈罗德·麦克米伦：《麦克米伦回忆录（二）战争风暴-》，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94]《国际条约集》，第-页。
[95](苏)《外交史》第4卷，第页。
[96]《兴亡》，第页。
[97]《国际条约集》，第页。
[98]同上书，第页。
[99]（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的白宫实录》，商务印书馆年版，下册，第13页、第18页。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年9月27日审判会议速记稿，转引自（苏）《外交史》第4卷，第-页。
[]《列宁全集》第31卷，第页。
[]《兴亡》，第页。
[]同上书，第页。
[]《日记》，第92页。
[]《兴亡》，第页。
[]《日本外交史》，第-页。
[]（苏）《外交史》第3卷，第页。
[]同上书，第页。
[]《日本外交史》，第页。
[]《兴亡》，第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页。
[]同上书，第页。
[]《兴亡》，第1页。
年2月29日初稿
年6月10日定稿
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说明：从今天开始，刊发我读书生涯中三篇重要文章，这是第一篇，是我的大学学士学位论文。
年9月—年7月，我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该校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有陈正飞、光仁洪等国内世界历史研究著名大家。记得撰写本文时，一天傍晚，与同学徐国琦一起，到陈正飞先生家请教，当时先生年事已高，视力很不好，认真听了我有关论文的说明，提出了修改完善意见，对文中引用的齐亚诺日记表示惊讶，称没有听说过这本书。陈正飞先生著有八卷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年6月当选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
本文完成后，当时信心满满地寄往《历史研究》编辑部，当然收到的是“继续努力”的回函。
四年大学学习期间，在辅导员刘际钢先生和教授世界史的施兴和先生的帮助下，几乎读完了当时系里和学校图书馆只对老师开放的有关世界史等方面的书籍，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厚厚的一大本由活页构成的读书笔记保留至今。正是大学四年期间广泛的阅读，为我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谨以本文纪念镜湖之畔、赭山之麓四年清贫但快乐的读书生活，衷心感谢四年求学期间各位先生、同学们的无私指导、教诲和帮助！）
免责声明：本人撰写和发表的文章，仅是个人研究心得，不代表任何组织和单位，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